“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压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
这个叫江希张的“神童”的“天眼通”，和现在一些自称能和“玉皇大帝”、“观世音”交流“宇宙语”的“特异功能者”之类颇有异曲同功之妙。《大千图说》于1916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他还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这段话，更简直同近年一些新编“气功”的“鼻祖”、“大师”们声称的“到了21世纪世界将毁灭”，只有人人都练他（她）那家气功才会拯救人类的论调如出一辙。
那个“神童”江希张被国内外的守旧势力所广为宣传，美国的李佳白还以“万国道德总会”名义出版了“神童”著的《息战》一书，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
所以鲁迅在嘲讽蒋维乔的静坐养生法后，又辛辣地在《杂感•三十三》中写道：“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鲁迅对此作了许多批判。
据说，这个“神童”所谓10岁著书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等书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6）
近年来，有人认为有关气功及特异功能的争论只是解放后的事，以上事实说明并非如此，说明早在80年前就有对“伪科学”的批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反对静坐养生的并不仅鲁迅一人。《新青年1917年4月1日在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一篇《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一段话：
“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
1920年1月长沙《体育周报》特刊第二号有篇《辟静坐》，更激烈地写道：
“静坐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的习静，清心寡欲，就一天一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祛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一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
如果说毛泽东对“静坐养生”的批判，还主要从运动形式（动和静）出发，这篇《辟静坐》则纯粹把运动方式“无限上纲”到政治批判上，已很像文革时期“火药味”浓浓的“大字报”了。
虽然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对静坐气功，但中国许多人仍坚持静坐锻炼，当时的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师生组成的“静坐会”(相似于如今的健身俱乐部、协会)。静坐法流行不衰，许多提倡新文化的斗士也靠它祛病强身。比如郭沫若，他因年青时治学过勤患严重神经衰弱，形销骨立、夜不能眠，痛苦得几乎自杀。百药无效之时他坚持静坐练功，结果顽疾痊愈。静坐法的奇效使他多次浩叹道：
“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图、到这时候才活起来，成了立体。”“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7）
这种见解，比之鲁迅等人偏激批判无疑公允得多。
4.鲁迅反对中国拳术(武术)
鲁迅反对静坐养生的同时，还明确反对另一国粹－－中国拳术。原来，当时提倡武术者中，除了众多武术家外，还有许多爱好武术的当权者。如马良(又名马子贞)，回族人．民国初年任北洋皖系军阀中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后任济南镇守使。他甚好武术，自己创编了一套技击术，包括了摔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将其用于军队训练中。马良竭力提倡“国粹体育”，曾说；“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他倡导要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成“新武术”，使之成为“我国之国粹”。他认为欲使武术发展普及，还应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武德、武风。
当时的北洋政府和一些教育家(如章士钊、蔡元培等)对此很赞赏，将它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国会还通过了把“新武术”定为全国“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的决议，以利普及，成为教科书。在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了武术组织，如北京大学就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倡导支持下成立了“技击会”，师生中参加者甚多。
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918年11月1 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七》，以他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地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
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因此他反对将打拳用在“体育上”，嘲讽“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打拳)才行”的说法：“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拷’那些把戏了”。
鲁迅对打拳可用在“军事上”尤为反感。他又嘲讽道：
“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领袖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种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蠢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8）
鲁迅认为“清朝末年(1900年)“满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如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支持义和团广设拳坛，结果后来是“完全失败了”。更何况“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所以鲁迅反对“打拳”能用在“军事上”的说法。
鲁迅也反对提倡、普及武术这一“国粹”，他在《杂感六十四》上再次尖刻地写道：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 ‘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 、‘戳脚’，什么 ‘新武术’、‘旧武术’，什么 ‘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9）
认为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武术，是“互害”－－鲁迅这一立论今天读来是颇使人吃惊的，无疑很有点偏激、过“左”的味道。
鲁迅对武术界内部的争论更加以嘲讽。山东人王讷(众议院议员)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提倡改革武术使之成为中国式体操，此议案于19l7年3月22日经众议院通过，而一些热爱传统武术者(如中华武土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本文作者注：这种情况，很像现在“官方武术”如“自选拳”、“国家规定竞赛套路”等与“民间武术”争论的情况。）鲁迅讥讽这是“同业的内讧”：
“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北京议员王讷的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10）
鲁迅对武术这一“国粹”的讥讽反对是否正确呢?这里且先不讨论。只须说出的是，当鲁迅那篇《杂感三十七》一问世，立即有人力加驳斥。驳斥者并非鲁迅讥讽的“那一班”提倡打拳的“教育家”，而是热爱武术的武林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