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门规
民族大节 不容含糊
民族大节 不容含糊
──抗战胜利五十六周年纪念日感言
--马明达
我一直认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一系列武术史问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今天仍值得我们回顾，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对于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曾有过高尚表现的武术人士，特别是以身殉国的英雄人物，无论其地位尊卑，技艺高低，都应该努力挖掘其事迹，表彰其品节，以树植武林正气。对一切有辱于民族尊严、有亏于武术家品节的人物及其言行，都应该揭发出来，以昭示社会，警诫方来。我以为民族大节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是则是，非则非，容不得模棱两可，更不可以有意掩盖真相，甚而以坏为好，以耻为荣。试将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坦陈如下，聊供读者参考、批评。
一
至今为止，我们对于与抗战有关的武术人物、事件等，基本上还没有做过系统研究，许多武术文章和著作严重存在以故事传闻代替史实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人物的宣传上和武术活动的描述中，不断出现不讲民族大节，是非标准错乱的现象。一年前，我在一篇关于武术人物宣传标准的文章中，曾针对某些权威武术著作中的这类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一年后的今天，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时，我想接着去年的话题再谈一谈，想把有关这个话题的思考和讨论再引深下去。需要重复一下我曾经说过的话：有些话题，特别是涉及到某些具体人物时，在我，确有落笔之难，有多层顾虑，以至临纸踯躅，久难属稿。然而，我反复想过，不讲出来更不好。不知者不为罪也，知道的人却秘而不宣，眼看着让假的坏的东西蒙蔽社会，贻害青年，在我岂能心安理得。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对于当时全中国每一个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任何人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武术团体和武术家们岂能超然事外？当然不能。不但不能，实际武术界的反应很强烈，产生了许多许多值得研究值得深思的现象和问题。当时，许多武林健儿勇赴国难，直至肝脑涂地，壮烈殉国，其人其事光曜千秋！举例说，山东国术馆的窦来庚、青岛国术馆的杨明斋等，都先后壮烈殉国，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武术界的主流，是中华武术精神的楷模。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武术名家”，竟甘当汪伪政权的走狗，沦落为腼颜事仇的民族败类。还有些人，虽不一定就是汉奸，但确有过严重的附敌或媚敌行为，于大节有亏。我们看到，有些武林人士，平时多慷慨激昂之语，一旦身处日寇暴政和利诱之下，便置民族大节于不顾，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居然参加敌方一手策划的所谓“友善活动”，甚至跑到日本去向天皇、向日本军阀“表演武术”，“向宫城遥拜，向明皇神宫遥拜。”令整个中华武术蒙受耻辱！对这种行为不论做任何解释，本质上是失节，是大有损于武德的事情，这是一点含糊都没有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并未受到重视，就以武术研究院编写的那本《中国武术史》为例，该书《民国时期武术》一章中，竟没有一个字写到抗战时期，既没有表彰任何一位壮烈殉国的武术人士，也没有揭露和批判任何一个沦落为无耻汉奸所谓武术名流——如书中一再提到的马良、褚民谊之流。一句话，在这本权威性的《武术史》里，似乎中国不曾发生过抗日战争这回事，或者说这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战争竟与中国武术毫无关系，与武术家们毫无关系。这令人难以理解，它所反映的除了的确有个学术水平问题外，恐怕还有认识上的问题，有武术领导部门无可推卸的责任问题。
除了对这段历史的漠视之外，更有甚者，有些武术著述连起码的是非界限都不讲，在宣扬某些武术人物时，只讲艺不讲德，甚至公然以坏为好，以耻为荣，就连给大汉奸当保镖也作为光荣经历夸示一番。这些现象在当代武术文字中屡有所见，流布甚广。不难想见，这对一般武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武术爱好者会产生多么坏的影响，对之，我们除了愤慨之外，不能不为武术界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为之憾叹！
二
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武术人名辞典》页144有当代武术人物“李俊卿”的一条辞条，我对这位被誉为“名镖师”的人一无所知，故不作评价，而辞条里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惊诧。辞条在列述李俊卿生平时说：“曾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保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这需要有关人士自已出来加以说明。但，无论实际情况怎样，把曾经充当李士群的保镖也当成值得煊耀的经历载入辞典，这本身是个有悖常理的现象，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李士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汪精卫汉奸集团“76号特工总部”的总头子，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有“杀人狂”之号的李士群，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鲜血，他以“清乡”有功，于1941年12月出任汪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后，更加变本加利的围剿抓捕抗战军民，尤其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力量，多少人惨死在这个魔鬼的屠刀之下！我想，以李士群的阴鸷歹毒，能给他当保镖的，怕只能是他亲任可靠的“76号”分子，或是毫无良心可言的江湖打手之流，如果李某人确有这样的经历，照理，数十年后应该深自愧疚，摭之掩之犹恐不及，怎么还有人把这当作光荣经历张扬出来，我们只能把这看成是对武德的公然蔑视，是对中华武术人文精神和价值标准的讽刺与嘲弄！
再举一例。
有一本叫《北京武林轶事》的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一版的印刷量是20000册，足见流传很广，读者不难找到。该书第二页图版下方有一张注明“王侠林供稿”的照片，照片有说明云：
“前左第一人吴斌楼，第四人宝善林（宝三），后右第二人王侠林，一九三九年于赴日轮船合影。”
细心的读者会提出问题，1939年是抗战第三年，北京正在日寇铁蹄之下，人民饱受苦难，而这几位北京有影响的武林人士跑去日本干什么？从照片看，他们似乎春风满面，看不出亡国丧家之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翻阅此书，第325页《巾帼豪杰王侠林》一篇，及有关宝善林事迹的两篇中，都没有与这张照片有关的内容，而248页《花鞭吴斌楼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对这张照片的原委是一个注解：
“吴斌楼的武功得到了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的赏识，他指定吴斌楼参加1939年赴日武术代表团，并点名要吴斌楼迎击日本武术名将嘉廷真雄的挑战。吴斌楼不负众望，三招两式大败了嘉廷，振奋了国威，在武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与此大略相同的说法，亦见《中国武术百科全书》页570“吴斌楼”条。
这真是一段奇文！所谓“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即民族败类马良。马良一惯提倡武术是实，但作者所说的“当时”，即1939年，此时的马良却是臭名昭著、货真价实的大汉奸。马良投敌甚早，先出任济南维持会长，1938年3月6日升任日伪山东省长，成了日伪政权在北方最依重的人之一。他经常混迹北京，出入大汉奸王克敏之门，与日寇首脑频繁接触，极尽献媚之能事，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瘐死在北京狱中。马良的无耻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最喜欢以“武术家”身份向日寇投怀送抱，在这一点上，他与褚民谊一南一北，可谓无独有偶。坦诚讲，我对吴斌楼、王侠林等人并无了解，亦无任何成见，我并不涉及对他们武术成就和个人品节的评价。就事论事，就以1939年赴日一事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马良等一手操纵的媚敌活动，时间上比褚民谊、许禹生等人赴日“表演武术”还早一年。对这次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足称道的失节行为，是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根本谈不到什么“振奋了国威”，更不是什么武术史上的“佳话”。几十年后，居然将参加这次活动的照片公布天下，将这次活动做完全正面的描写，这不但表现了民族气节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而且还有欺蒙社会与误导读者之嫌，反映了武术人物的评价标准的失范与错乱。
还有一个与此相类的例子。
2000年3月，我接到马志斌先生一信，他向我推荐了又一篇“奇文”。
这是登在《人民政协报》1997年11月26日的一篇题为《回忆在日本的武术“表演”》的文章，内容讲1943年，由平、津十四个国术馆选拔组成了“中国武术队”，作者牛德海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赴日本的武术表演。”文章说：“这次表演扬了国威，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文章甚长，多是浮夸虚饰之词，无须多引，只指出几点就够了。
首先，据作者说，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还是马良，其性质与1939、1940那两次“赴日表演”一样，只是到了日寇败局基本笃定的1943年，还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真是咄咄怪事！马良亲自“召集北平八个国术馆，天津六个国术馆共1600多人到北平中山公园开会”，然后“选拔”了三天，选拔出125人，第四天选定29人，由马良带队赴日“表演”。对“1
600多人”之说我表示怀疑，如果京津武术界确有这么多人参加“选拔”，可够得“踊跃”了，这令人不解，也令人痛心！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需要深入考求。
其次，作者称汪伪政权下的这个武术表演队为“中国武术队”，这是极大的谬误，它所流露的意识与抗战大业的性质完全相悖，说明作者连最基本的敌我界线都分不清楚，无怪乎几十年后犹对参加这次媚敌活动念念不已：“至今思之，犹引以为自豪。”
再次，作者说，看了他与师弟王保英、龚玉福等表演的对子，“不少日本士兵点头佩服，天皇也啧啧称赞”。在举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作者跑去日本，以天皇的“啧啧”为感为荣，这实在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可嗔怪的是，作者写到宝三、王保英等表演了摔跤、哑铃之后，情不自禁，有了一段颇具“幽默感”的描写：
“马良对天皇说：‘您们的再试试。’天皇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称赞说：‘我们的不行，还是让你们中国。’表演结束，马良和天皇握手后，率队退场。在日本观众的注目中，大家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吐出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郁积多年的闷气。”
我想，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段“小说”，是作者对影视“日语”的拙劣模仿，马良和天皇二人像是在说相声，谁听了都会啼笑皆非，莫明其妙。在作者笔下，大汉奸马良倒像是一位“抗日英雄”，“中国武术队”的队员们“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就像在马良率领下刚刚端掉一个鬼子炮楼似的。作者倒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感情回忆这段经历，并写下这样以耻为荣的文章，这是我们无从想像的。我只是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作者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而且还充满了“爱国”激情。
我对《人民政协报》刊登这样的文章表示不解。恕我直言，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见过如此公开美化媚敌活动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竟被刊登出来，应是《人民政协报》一个失误。
例子就举到这里，不是没有了，而是没有必要继续举下去。
三
我在前面已提到，抗战时期的武术史实际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当时各武术团体和武术人物积极参加抗战斗争的史事，这当然是主流，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只是目前进展不大，需要我们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下大功夫。第二是沦陷区的武术活动及其代表人物，这部分比较复杂，我已找到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深感良莠混杂，头绪纷乱，
需要审慎对待。我们不能说沦陷区的一般武术活动都属于附敌媚敌行为，更不能把所有生活的沦陷区的武术家都摆进怀疑的圈子，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是科学的史学观。但，汪伪汉奸政权所组织的“赴日武术表演”之类，明显具有“中日亲善”性质的武术活动及其主要参与者，以及曾经投靠汪伪政权的武术名家，都应该有所清理，有所判别，不能继续同抗日军民的武术活动混为一谈。有些人，不能在隐瞒真相的前提下继续享受“大师”、“武术教育家”一类称誉。不讲大节，滥加封赠，这完全不符合中国武术的文化传统，不符合武术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也与武术界一贯倡言的“武德”相去太远。
褚民谊、马良之流策动和操纵下的媚日武术活动，本质上是卖国行为，这是毫无疑义的。当时，这类活动南北皆有，参与者不一而足，应该说大多数失足落水者咎由自取，责任自负，我们切不可拘于拳派门户关系而曲意回护。想想看，如果是非不分到如此程度，我们又何以面对千千万万的抗战英烈，何以面对惨死在日伪屠刀下的千百万骨肉同胞呢？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北京沦陷后，正在病中的大诗人陈散原先生痛感国事维艰，山河破碎，便拒绝服药，以死殉节。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悄然移居上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登上舞台。年事已高的画家齐白石先生，闭门谢客，拒绝接待日伪人士，而且宁愿备受寒冷，拒不接收伪北平艺专配给的煤炭。这些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故事。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愤而离开北京，徒步辗转数千里，历尽苦难，最终到昆明创办西南联大的事迹，更是千古壮举，义声震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就以北京而论，我相信武林中必定不乏抗节不屈的爱国志士，只是我们的研究跟不上，宣传出了偏差，所以才有界线不清，以耻为荣的事情屡屡发生。中国人是宽容的，但宽容绝不等于健记历史，不等于丢掉原则。某些曾经享受高规格宣传的人物，的确有过严重失节问题，这已经在社会上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对之，今后不能不深刻反思，引为教训。
重艺轻德是武学大忌，自古已然，于今亦然。武术家要以人品大节为根本，知人论世，必以大义为先，要把品节德业摆在第一位，而绝不可以仅凭一拳一腿、一刀一枪之长技来评品人物，何况此类长技多有张大其辞、渲染失实的成份。一句话，抗战历史绝不可以忘记，民族大节不容含糊。
──抗战胜利五十六周年纪念日感言
--马明达
我一直认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一系列武术史问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今天仍值得我们回顾，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对于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曾有过高尚表现的武术人士，特别是以身殉国的英雄人物，无论其地位尊卑，技艺高低，都应该努力挖掘其事迹，表彰其品节，以树植武林正气。对一切有辱于民族尊严、有亏于武术家品节的人物及其言行，都应该揭发出来，以昭示社会，警诫方来。我以为民族大节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是则是，非则非，容不得模棱两可，更不可以有意掩盖真相，甚而以坏为好，以耻为荣。试将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坦陈如下，聊供读者参考、批评。
一
至今为止，我们对于与抗战有关的武术人物、事件等，基本上还没有做过系统研究，许多武术文章和著作严重存在以故事传闻代替史实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人物的宣传上和武术活动的描述中，不断出现不讲民族大节，是非标准错乱的现象。一年前，我在一篇关于武术人物宣传标准的文章中，曾针对某些权威武术著作中的这类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一年后的今天，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时，我想接着去年的话题再谈一谈，想把有关这个话题的思考和讨论再引深下去。需要重复一下我曾经说过的话：有些话题，特别是涉及到某些具体人物时，在我，确有落笔之难，有多层顾虑，以至临纸踯躅，久难属稿。然而，我反复想过，不讲出来更不好。不知者不为罪也，知道的人却秘而不宣，眼看着让假的坏的东西蒙蔽社会，贻害青年，在我岂能心安理得。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对于当时全中国每一个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任何人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武术团体和武术家们岂能超然事外？当然不能。不但不能，实际武术界的反应很强烈，产生了许多许多值得研究值得深思的现象和问题。当时，许多武林健儿勇赴国难，直至肝脑涂地，壮烈殉国，其人其事光曜千秋！举例说，山东国术馆的窦来庚、青岛国术馆的杨明斋等，都先后壮烈殉国，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武术界的主流，是中华武术精神的楷模。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武术名家”，竟甘当汪伪政权的走狗，沦落为腼颜事仇的民族败类。还有些人，虽不一定就是汉奸，但确有过严重的附敌或媚敌行为，于大节有亏。我们看到，有些武林人士，平时多慷慨激昂之语，一旦身处日寇暴政和利诱之下，便置民族大节于不顾，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居然参加敌方一手策划的所谓“友善活动”，甚至跑到日本去向天皇、向日本军阀“表演武术”，“向宫城遥拜，向明皇神宫遥拜。”令整个中华武术蒙受耻辱！对这种行为不论做任何解释，本质上是失节，是大有损于武德的事情，这是一点含糊都没有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并未受到重视，就以武术研究院编写的那本《中国武术史》为例，该书《民国时期武术》一章中，竟没有一个字写到抗战时期，既没有表彰任何一位壮烈殉国的武术人士，也没有揭露和批判任何一个沦落为无耻汉奸所谓武术名流——如书中一再提到的马良、褚民谊之流。一句话，在这本权威性的《武术史》里，似乎中国不曾发生过抗日战争这回事，或者说这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战争竟与中国武术毫无关系，与武术家们毫无关系。这令人难以理解，它所反映的除了的确有个学术水平问题外，恐怕还有认识上的问题，有武术领导部门无可推卸的责任问题。
除了对这段历史的漠视之外，更有甚者，有些武术著述连起码的是非界限都不讲，在宣扬某些武术人物时，只讲艺不讲德，甚至公然以坏为好，以耻为荣，就连给大汉奸当保镖也作为光荣经历夸示一番。这些现象在当代武术文字中屡有所见，流布甚广。不难想见，这对一般武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武术爱好者会产生多么坏的影响，对之，我们除了愤慨之外，不能不为武术界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为之憾叹！
二
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武术人名辞典》页144有当代武术人物“李俊卿”的一条辞条，我对这位被誉为“名镖师”的人一无所知，故不作评价，而辞条里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惊诧。辞条在列述李俊卿生平时说：“曾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保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这需要有关人士自已出来加以说明。但，无论实际情况怎样，把曾经充当李士群的保镖也当成值得煊耀的经历载入辞典，这本身是个有悖常理的现象，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李士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汪精卫汉奸集团“76号特工总部”的总头子，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有“杀人狂”之号的李士群，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鲜血，他以“清乡”有功，于1941年12月出任汪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后，更加变本加利的围剿抓捕抗战军民，尤其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力量，多少人惨死在这个魔鬼的屠刀之下！我想，以李士群的阴鸷歹毒，能给他当保镖的，怕只能是他亲任可靠的“76号”分子，或是毫无良心可言的江湖打手之流，如果李某人确有这样的经历，照理，数十年后应该深自愧疚，摭之掩之犹恐不及，怎么还有人把这当作光荣经历张扬出来，我们只能把这看成是对武德的公然蔑视，是对中华武术人文精神和价值标准的讽刺与嘲弄！
再举一例。
有一本叫《北京武林轶事》的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一版的印刷量是20000册，足见流传很广，读者不难找到。该书第二页图版下方有一张注明“王侠林供稿”的照片，照片有说明云：
“前左第一人吴斌楼，第四人宝善林（宝三），后右第二人王侠林，一九三九年于赴日轮船合影。”
细心的读者会提出问题，1939年是抗战第三年，北京正在日寇铁蹄之下，人民饱受苦难，而这几位北京有影响的武林人士跑去日本干什么？从照片看，他们似乎春风满面，看不出亡国丧家之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翻阅此书，第325页《巾帼豪杰王侠林》一篇，及有关宝善林事迹的两篇中，都没有与这张照片有关的内容，而248页《花鞭吴斌楼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对这张照片的原委是一个注解：
“吴斌楼的武功得到了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的赏识，他指定吴斌楼参加1939年赴日武术代表团，并点名要吴斌楼迎击日本武术名将嘉廷真雄的挑战。吴斌楼不负众望，三招两式大败了嘉廷，振奋了国威，在武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与此大略相同的说法，亦见《中国武术百科全书》页570“吴斌楼”条。
这真是一段奇文！所谓“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即民族败类马良。马良一惯提倡武术是实，但作者所说的“当时”，即1939年，此时的马良却是臭名昭著、货真价实的大汉奸。马良投敌甚早，先出任济南维持会长，1938年3月6日升任日伪山东省长，成了日伪政权在北方最依重的人之一。他经常混迹北京，出入大汉奸王克敏之门，与日寇首脑频繁接触，极尽献媚之能事，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瘐死在北京狱中。马良的无耻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最喜欢以“武术家”身份向日寇投怀送抱，在这一点上，他与褚民谊一南一北，可谓无独有偶。坦诚讲，我对吴斌楼、王侠林等人并无了解，亦无任何成见，我并不涉及对他们武术成就和个人品节的评价。就事论事，就以1939年赴日一事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马良等一手操纵的媚敌活动，时间上比褚民谊、许禹生等人赴日“表演武术”还早一年。对这次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足称道的失节行为，是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根本谈不到什么“振奋了国威”，更不是什么武术史上的“佳话”。几十年后，居然将参加这次活动的照片公布天下，将这次活动做完全正面的描写，这不但表现了民族气节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而且还有欺蒙社会与误导读者之嫌，反映了武术人物的评价标准的失范与错乱。
还有一个与此相类的例子。
2000年3月，我接到马志斌先生一信，他向我推荐了又一篇“奇文”。
这是登在《人民政协报》1997年11月26日的一篇题为《回忆在日本的武术“表演”》的文章，内容讲1943年，由平、津十四个国术馆选拔组成了“中国武术队”，作者牛德海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赴日本的武术表演。”文章说：“这次表演扬了国威，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文章甚长，多是浮夸虚饰之词，无须多引，只指出几点就够了。
首先，据作者说，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还是马良，其性质与1939、1940那两次“赴日表演”一样，只是到了日寇败局基本笃定的1943年，还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真是咄咄怪事！马良亲自“召集北平八个国术馆，天津六个国术馆共1600多人到北平中山公园开会”，然后“选拔”了三天，选拔出125人，第四天选定29人，由马良带队赴日“表演”。对“1
600多人”之说我表示怀疑，如果京津武术界确有这么多人参加“选拔”，可够得“踊跃”了，这令人不解，也令人痛心！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需要深入考求。
其次，作者称汪伪政权下的这个武术表演队为“中国武术队”，这是极大的谬误，它所流露的意识与抗战大业的性质完全相悖，说明作者连最基本的敌我界线都分不清楚，无怪乎几十年后犹对参加这次媚敌活动念念不已：“至今思之，犹引以为自豪。”
再次，作者说，看了他与师弟王保英、龚玉福等表演的对子，“不少日本士兵点头佩服，天皇也啧啧称赞”。在举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作者跑去日本，以天皇的“啧啧”为感为荣，这实在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可嗔怪的是，作者写到宝三、王保英等表演了摔跤、哑铃之后，情不自禁，有了一段颇具“幽默感”的描写：
“马良对天皇说：‘您们的再试试。’天皇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称赞说：‘我们的不行，还是让你们中国。’表演结束，马良和天皇握手后，率队退场。在日本观众的注目中，大家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吐出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郁积多年的闷气。”
我想，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段“小说”，是作者对影视“日语”的拙劣模仿，马良和天皇二人像是在说相声，谁听了都会啼笑皆非，莫明其妙。在作者笔下，大汉奸马良倒像是一位“抗日英雄”，“中国武术队”的队员们“一个个挺起了胸膛……”就像在马良率领下刚刚端掉一个鬼子炮楼似的。作者倒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感情回忆这段经历，并写下这样以耻为荣的文章，这是我们无从想像的。我只是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作者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而且还充满了“爱国”激情。
我对《人民政协报》刊登这样的文章表示不解。恕我直言，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见过如此公开美化媚敌活动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竟被刊登出来，应是《人民政协报》一个失误。
例子就举到这里，不是没有了，而是没有必要继续举下去。
三
我在前面已提到，抗战时期的武术史实际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当时各武术团体和武术人物积极参加抗战斗争的史事，这当然是主流，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只是目前进展不大，需要我们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下大功夫。第二是沦陷区的武术活动及其代表人物，这部分比较复杂，我已找到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深感良莠混杂，头绪纷乱，
需要审慎对待。我们不能说沦陷区的一般武术活动都属于附敌媚敌行为，更不能把所有生活的沦陷区的武术家都摆进怀疑的圈子，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是科学的史学观。但，汪伪汉奸政权所组织的“赴日武术表演”之类，明显具有“中日亲善”性质的武术活动及其主要参与者，以及曾经投靠汪伪政权的武术名家，都应该有所清理，有所判别，不能继续同抗日军民的武术活动混为一谈。有些人，不能在隐瞒真相的前提下继续享受“大师”、“武术教育家”一类称誉。不讲大节，滥加封赠，这完全不符合中国武术的文化传统，不符合武术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也与武术界一贯倡言的“武德”相去太远。
褚民谊、马良之流策动和操纵下的媚日武术活动，本质上是卖国行为，这是毫无疑义的。当时，这类活动南北皆有，参与者不一而足，应该说大多数失足落水者咎由自取，责任自负，我们切不可拘于拳派门户关系而曲意回护。想想看，如果是非不分到如此程度，我们又何以面对千千万万的抗战英烈，何以面对惨死在日伪屠刀下的千百万骨肉同胞呢？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北京沦陷后，正在病中的大诗人陈散原先生痛感国事维艰，山河破碎，便拒绝服药，以死殉节。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悄然移居上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登上舞台。年事已高的画家齐白石先生，闭门谢客，拒绝接待日伪人士，而且宁愿备受寒冷，拒不接收伪北平艺专配给的煤炭。这些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故事。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愤而离开北京，徒步辗转数千里，历尽苦难，最终到昆明创办西南联大的事迹，更是千古壮举，义声震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就以北京而论，我相信武林中必定不乏抗节不屈的爱国志士，只是我们的研究跟不上，宣传出了偏差，所以才有界线不清，以耻为荣的事情屡屡发生。中国人是宽容的，但宽容绝不等于健记历史，不等于丢掉原则。某些曾经享受高规格宣传的人物，的确有过严重失节问题，这已经在社会上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对之，今后不能不深刻反思，引为教训。
重艺轻德是武学大忌，自古已然，于今亦然。武术家要以人品大节为根本，知人论世，必以大义为先，要把品节德业摆在第一位，而绝不可以仅凭一拳一腿、一刀一枪之长技来评品人物，何况此类长技多有张大其辞、渲染失实的成份。一句话，抗战历史绝不可以忘记，民族大节不容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