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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朝少林武术
发布时间:2015-09-14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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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朝少林武术
 来源:少林寺网站 | 发布日期:2013-11-20
 
 
少林拳是我国民间武术者们与少林寺武僧相互交融,共同研究与实践的结果,拳因寺而得名,故名少林拳。少林拳是少林拳和各种兵器的总称。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遍及面广,国内外久负盛名。少林武术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少林武术甲天下,天下武功出少林,就是人们对少林武术的美好赞誉。光照四表的少林武术文化是中西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典型产物,它对世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它几乎成了中国功夫的代名词,是我们国人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品牌。
  历史的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的列车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太平盛世中的少林寺,香火旺盛,驰名中外的少林武术繁荣空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鸟瞰少林武术的现状,也不能不使我们值得遗憾的是,少林武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落后于发展,理论落后于演练,重技术实践轻理论研究的现象比较明显。仅就起源与发展问题而言,至今仍处于众说纷纭、争论不一的局面。一曰、少林拳创始于北魏孝昌三年来中国传教的印度高僧达摩禅师;二曰、少林寺创建之初的僧稠禅师是少林拳的代表人;三曰、明代是少林拳的发源期;四曰、少林拳源于河南安阳等等。对于以上几种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看法。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谈少林拳的成名与起端问题。
  一、达摩是禅宗的先驱者,与少林拳毫不相关
  众所周知,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是少林武术的发祥地。由于二者都署名于少林寺的门下,所以人们通常把少林武术同禅宗连在一起,推达摩为少林拳的创始人。
  达摩迹称达磨,全名菩提达摩,系南天竺婆罗门种。我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十分盛行。达摩在印度修得禅宗妙法以后,便远涉重洋,航海来到中国。他从广州登陆,接着于梁大通元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来到当时的南朝京都南京,受到了梁武帝的接见。当达摩讲述了他自己的修教传播禅学的方法以后,梁武帝并不感兴趣。于是,受到冷落的达摩随后便又来到了北朝京都洛阳和嵩山一带进行活动。
  达摩所传佛经教义与已传入中国的原佛经教义内容不大相同,时称“大乘壁观”,有标新立异的特色。为了使禅宗新法在北魏立足,在中国佛教论坛能争得一席之地,自意为“大乘壁观,功业最高”的达摩,吸取在南朝的教训,在几个忠实弟子的支持下,经过一番策划,曾召开过几次佛门大会,积极的宣讲自己的修法主张。可“曾于时合国弘讲授”时,由于“摩法虚宗,情理难通”,“乍闻定法,多生讥榜”,引起了原有佛门各派的普遍反对,一个的佛教门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随之产生。达摩的“大乘壁观”,在南朝碰壁,接着又在北朝受到挫折,上不得意于官府支持,下又受到同行非同派观点的排斥,无奈,只好与慧可、道育等几个忠实弟子相依为命,过着“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游化为务”的苦行僧流浪生活。当时,与达摩同时期的《洛阳伽兰记》作者杨衒之,曾在洛阳相遇达摩,他在其著作中讲到:“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东游中土。”显然,他视达摩只不过是“起自荒裔”的“胡人”而已,并没有把达摩视作高僧看待。正因如此,唐人慧皎的《高僧传》里,也未能对当时来中国传教的达摩有只言片语的相关记载。可怜异国他土、满腹经论的达摩禅师,在当时就是这样受着同行势力排挤和打击。最后,身处逆境的达摩禅师,在嵩山延脉的五乳峰下一个石洞里住下,面壁修法,终日默然,时间达九年之长。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达磨遇毒而卒,葬于熊耳山,立塔定林寺。现在,寺已早毁,唯塔仍独存在河南省,陕县李村乡陡沟村的田野上。以上是达磨禅师来中国传教大致情况。
  达摩禅师在嵩山石洞中修法,并未进入少林寺院,这在唐裴漼的《少林寺碑》文中也有比较清楚的叙述,其中写道:“复有达摩禅师,深入惠门,津梁是寄,弟子慧可禅师,玄悟法宝,尝托兹山”。“尝托兹山”四字,点出了达摩常住嵩山与少林寺并无关联的事实所在。在少林寺的西北方二公里处,现有宋时为达摩所建的初祖庵,寺西南方向四公里处,又有纪念慧可禅师的二祖庵,两庵南北相应,均有古迹可考。据上所述,达摩来中国传法,新的佛教禅学教义不但不被倡用,而且还受到同行的冷漠与嘲讽,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完全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作为当时皇家指令修建的少林寺,首任主持僧跋陀是佛教小乘教派的传教士。教派之间的矛盾一向突出,为了争宠皇室,相互之间的猜疑嫉妒时常发生,甚至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无情地步,对于当时被视为异派邪说的达磨,原教派他们是不会容得进入少林寺的。如此以来,达摩哪还有向少林寺僧传授武技的机会呢?况且,达摩落迹嵩山,居住山洞之中,终日面壁不语,也不会与少林寺和少林拳发生关系。更令我们注意的是,宋代之前,任何史料均无达摩创拳之说,所谓的达摩创拳论,完全是后人凭空捏造罢了。细查有关史料,寻究达摩创拳论的起端,问题原来就出现在《易筋经》三原李靖之一序。《易筋经》本来属明代产物,是明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一个叫天台紫凝道人托名达摩所写,并非北魏时期的达摩禅师亲手之作。可时隔千年之后,这个实为明代人物又假托唐代三原李靖的作序人,在序中编造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即达摩死后,后人在达摩面壁处得一石函,其中有密贴二经(这二经说是《易筋经》和《洗髓经》)全系天竺国文,后找人译之,按其中部分所说演习,便成了少林寺僧们的角技内容等等。此序采取无中生有、颠倒历史和张冠李戴的伎俩,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误导的作用。时至今日,达磨禅师创少林拳之说在大众心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智者生疑,愚者起信的相互交谈现象已为常见。在习武领域内,一些信以为真,无暇加以考察的人,没有识破序的荒唐,反以此序为证据,鹦鹉学舌,多有附会,一个个达摩创少林拳的理论之说就这样广泛的传播起来了。
  二、僧稠也不能称作是少林拳的代表人
  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文帝敕令,在少室山阴为印度高僧“跋陀立少林寺而居之”,“净供法衣,取给公府”。跋陀主持少林寺,四方学者闻风皆至,众恒数百。当时,有一个名叫僧稠的和尚,慕跋陀名,奔少林寺拜师求法。僧稠入寺以后“精勤梵行,克传圣业”,具有“一览佛经,涣然神讲”的天资。跋陀对僧稠十分宠爱,夸他是“葱岭以东,习禅之最”。后来,僧稠就成了大名鼎鼎的稠禅师。在武功方面,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北宋初年李昉的《太平广记》对僧稠禅师都有相同的神话般故事记载,其中《太平广记》中写道:“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越为戏,而禅师以弱见凌,给侮殴者相继。稠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干个人誓曰:‘我以赢弱为等类轻侮,为辱以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志还……。’金刚形见,手持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次欲力乎?’,曰‘欲’,‘能食筋乎’?曰:‘不能’,……,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欧,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异……。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以上记述,是后人依附和强调僧稠禅师既是佛派名师又是习武高手的理论根据。另外,据道宣《续高僧传》和洪亮吉《登封县志》记载:僧稠“抱肩筑腰,气嘘顶上”,“曾闻两虎交斗,咆哮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所有这些,也能为僧稠禅师也是武僧的立论进一步提供佐证。对此,作者并无异意,因为从表面看,追溯少林武术的源头,寻找少林武术的最先代表人,僧稠应是情理之中的人选。但笔者与以上论点所不同的是,把僧稠奉为是少林拳代表人的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要具一定规模的佛家寺院,寺有武僧,和尚习武,这是一个普遍的佛门现象,类似象僧稠那样一些气力及习武方面的记载,枚不胜举。如《续高僧传》中继有这样的记载,距少林寺不远的会善寺,有一个名叫明恭的和尚,力大无比,技惊四方。“曾与超化寺争地,彼多召无赖者百余人来夺会善寺秋苗……乃取大石可三十人转者,恭独拈之如小土块。超化既见,一时惊走。又隋末贼起,恭召为护檩越,群贼然之,故会善一寺,隋唐交军,绝贼往来,恭之力也……。武德五年,终于本寺,春秋八十五。”这个会善寺的明恭和尚,武艺高强,远近皆知,就连隋末的农民起义军也未敢对会善寺轻易进行冒犯。如此本领,明恭与僧稠禅师相比,不知又威风了多少倍。在这里,我们通过文献对明恭和尚的记述,可以鲜明显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乱世中的会善寺明恭和尚,习武目的旨在保护寺院的财产安全。
  少林寺创建在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寺夺民舍,三分且一”。当时由于战争频繁,苛政赛虎,农民为寻生路,“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数以万计的涌入佛门寺院。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产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佛教特权势力的不断扩大,寺院主人对于进入寺院的农民和低级僧侣必须严加管教,这样以来,便使得北魏境内连续不断的出现以农民和僧侣为首的大起义。就在少林寺创寺的第二年(公元497年),就发生了定州王金钩为首的农民起义。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和宣武帝元恪执政的十五年间,见于记载的人民十次起义事件中,有六次为僧侣带头发起的。其中公元490年的沙门司马卿起义,公元509年的秦州沙门刘慧为首的农民起义,公元510年秦州沙门刘光秀起义,公元514年11月,幽州沙门刘僧绍为首的起义,公元515年,冀州以大乘教法庆为首的起义……。其中以法庆为首的这次农民起义规模最大。僧侣与农民频频揭竿而起,聚众造反,把矛头直接对准官府与特权的佛门寺院。面对如此局面,有哪一个寺院不为其寺院的财产安全而采取有力措施呢?这就是佛门寺院要求和尚习武、加强武装力量的主要原因。不然,在那“如有执获,夺为己富”的年代里,少林寺和其它寺院是不会有安宁之日的。
  鉴于当时历史背景,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少林寺创立之后,以僧稠为首的僧人习武之举,完全是一种时代需要和普遍的佛门需求。习武目的,都是旨在防止内乱外患,确保持寺院财产安全。所以,北魏时期,甚至推延至隋朝末年,少林僧人的习武举动与当时的其他诸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故不能视少林寺有别于其他寺院的门派特色。僧稠也非少林拳的代表人。否则,我们将如何看待其它寺院的习武之举呢?如何看待起以僧侣为首的大起义呢?
  三、少林僧助唐立功受封,是少林拳出世成名的特定条件
  隋唐末年,轰轰烈烈的反隋运动遍及大江南北、举国上下,广大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攻击隋政权和豪绅地主,同时也打击与隋王朝利益息息相关联的佛门势力。在反隋浪潮中,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也成了当地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对象。据唐裴漼《少林寺碑》中所述:“大业之末,九服分崩,群盗攻剽,无限真俗。此寺为山贼所劫。僧徒拒之,贼遂纵火烧塔院,院中众宇,倏然同灭。瞻仰灵塔,岿然独存。”这次农民运动,给少林寺以毁灭性打击,整个寺院除只有一塔兴存外,其余殿堂僧房等全被起义军一炬化为灰烬。少林寺众僧在此之虽然也早已有所准备,当灾难来临之时,“僧徒拒之”,经过拼命抵抗厮杀,最终,仍因寡不敌众,以失败逃亡而告终。这里的“僧徒拒之”四字,反映了少林寺僧人们平日习武、训练有素的历史事实。
  隋末,正当农民起义军反隋烈火燃遍全国、狂暴腐朽的隋王朝将要土崩瓦解的时候,贵族官僚地主们也趁天下纷乱之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争夺人民胜利果实。公元617年,大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乘关中空虚,占领了隋都长安。次年,隋炀帝被杀,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号称唐。唐政权初建,天下仍处纷乱,征战不息。为镇压和消灭各地割据势力,最使李氏父子担心的是郑、夏势力的发展和存在。原隋大将王世充盘据洛阳,号称郑国皇帝,势力十分雄厚。另有河北窦建德也在极力招兵买马,扩大地盘,号称夏国皇帝,二者成了唐政权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
  公元620年,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秦王等身份率兵出关,征战王世充,大军屯于北邙山,而后寻机向王世充外围据点进攻。征战之初,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为调动当地诸种反郑(王世充)力量,善于动脑筋的李世民特意给置于王世充辖区的少林寺主持僧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煽动少林和尚“护持正谛,开八正之途,复九寓之迹”,认清大局,顺乎正义之流,帮唐军征战王世充。此时的少林寺众僧,饱尝了隋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苦后,正处无家可归的困境,众僧栖于少林寺西北五十里的柏谷庄,守护着那里寺院的百顷良田。唐郑两军对垒,王世充处于战争需要,对要地柏谷庄进行了强制性占领,并命侄子王仁则驻军把守。他们“乘其地险,以立烽戎,拥兵洛邑”,进而企图吞并少林寺赖依生存的唯一庄田。少林寺僧对此虽早有不满,可又无可奈何。恰遇唐郑两家交锋,又有李世民的煽动,少林寺僧众也就暗中作了唐军的帮手。
  公元620年9月,李世民大兵向洛阳逼近,围困洛阳城不放。同时还继续对洛阳外围王世充势力进行打击。李世民派大将王君廓攻克了郑军要点。此时,少林寺志操、昙宗等人也率众僧操起武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之利,突然向空虚的王仁则驻军后营发起攻击,活捉了王世充侄子王仁则,捆绑送至唐营。少林武僧这一行动,对唐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迫使援兵不接、久困无计的王世充及早向唐军缴械投降。
  为感谢少林众僧的战功,李世民登基以后,“嘉其义烈,频降玺书宣慰,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即柏谷庄是也”。公元621年4月,唐政权对十三位战功突出的少林和尚不但均有赏赐,而且封昙宗为大将军。这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为传颂这一光辉荣耀,少林寺还特意竖一通《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立传,向后人炫耀这一丰功伟绩。碑的正面左上方“世民”二字为李世民以亲手渴笔草书嵌入。碑的阴面附有十三位立功和尚的名字,他们分别是:上座僧善护,寺主持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玚,大将军昙宗,同立功者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满、丰。此碑虽经千年风雨,但至今完整屹立,字字行文,历历在目,为后人研究少林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少林寺,还有一通名为《少林寺新造厨库记》的唐碑,其中对少林僧参加唐郑之战的原因也给了明确的说明。“赐田(百顷)于开皇,若乃顺天应人,擒盗助信,摧魔军于充斥,保净土于昏霾。”撰文者顾少连把郑军称为魔军,那么,少林僧兵和唐军也就相应成了顺天应人的正义之师了。少林寺在修法传灯的过程中,对助唐立功受赏的事件还不断的进行美化和修饰。他们演义少林十三僧助唐立功为十三和尚救唐王立功,并在寺内多处绘制图画,炫耀少林武僧们的辉煌之举,张扬少林武僧的功绩与威风。
  为荣,在历代皇室的支持下,“昼习经典,夜练武略,修文不废武备”,习武同实战紧密结合起来。一部分少林和尚实际变成了皇家所供养的特殊军队,习武性质也较前大不相同。“谈玄更演武,礼佛爱论兵”的风气成了少林寺世代相传的特殊宗风。明代诗人徐学谟在其《少林寺杂诗》中说得好,“怪得僧徒偏好武,昙宗封为大将军”。的确,“自唐太宗击退王世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艺俱绝。”少林僧兵自此走上了直接为皇家服务的道路,在以后的朝代里,少林僧或接旨去镇压“反叛势力”,或消灭民族败类,或出征抵御外来侵略,功功过过间而有之,习武宗风,代代相传不止。
  结语
  少林寺之所以成为天下名刹,其关键因素是因为它被追奉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同时又是著名拳派少林拳的发祥地。二者在历史上都有着曲折而耀眼的辉煌壮举和动人事迹。它们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构成了少林寺区别于其他寺院无可攀比的特殊优势。历史的今天,我们反过来对少林武术的产生与发展重新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坚持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严肃对待。
  一、关于达摩与少林拳,二者属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先驱,不是少林拳的相关者。影响深广的达磨创少林拳之说,属后人编造和附会,与历史事实不符。
  二、僧稠法师是少林寺创建之初的武僧之一,历史文献中虽有相关练武的史料记载,但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僧人习武属普遍的佛门现象,那时的少林寺和僧稠等武僧们的习武之举,并无特别、特色而言。习武目的,保寺护院。故不能以少林拳的命名对待。
  三、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机遇,给了少林寺及少林寺习武和尚们以成名的机会。隋末唐初,唐郑之战,少林僧参战立功受封,才使得少林武功出世成名,“僧兵起于少林寺”,“僧自隋唐好武名”。昙宗等武僧们的助唐之举,是“僧兵”的最先作战记录,也是少林拳被人所识、被人所仰的始端与基石。十三僧助唐立功受赏,是少林武功出世成名的关键性条件,少林武术的产生端头应始于此。
  四、至于少林拳还有宋太宗赵匡胤和明代少林僧“紧那罗王”、“少林拳源于安阳”等等之说,由于这些观点均晚于隋唐之后,故也无需赘述论证和评论批驳。
  参考文献:
  《中国通史》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795月版
  《高僧传》梁 慧皎中华书局1991年版
  《续高僧传》唐 道宣清光绪18年江北刻经处刊本
  《中国武术大词典》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王中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2月版
  《少林寺》赵宝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2月版
  《少林寺资料集》无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7月版